康春生的取名颇有渊源。

　　他是日喀则康马县人，故姓康；出生在1960年春寒料峭的那个元旦，故名春生。

　　康春生的父母都是藏族人，父亲是芒康人，母亲是亚东帕里人，而他却只有这个汉族名字。

　　关于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，康春生回忆到，父母刚在康马县工作那会儿，当地有很多十八军战士，对“金珠玛米”（藏语，意为解放军）的极度崇拜之情，让当地很多藏族干部争先恐后地给自己的孩子取汉族名字，康春生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受父母那一辈热烈纯粹的革命情怀熏陶，初中毕业后康春生选择了参军，那是1977年11月底。

　　5年后，退伍。康春生干过萨玛达区文书、康马县政府文秘，去过党校文化补习班，从1986年调入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（现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——编者注）当书记员，到现在任日喀则中院副院长，就再未离开过法院这个系统。

　　所以，以一个法官的视角看这些年来西藏法制社会的进程和变化，康春生自觉是有资格的。

　　起步：政法“分家”后重组 工作艰难而单一

　　当年进入日喀则中院，康春生是以工代干的方式。

　　两栋平房是办公区域，几栋土坯房是干部宿舍。干部职工30余人。一切还在起步的忙乱阶段。

　　“‘文革’期间，公检法司合并办公，统一由民管会负责。大概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政法机关才又各自恢复重建，开始各司其职。”康春生说，自己到法院的时候，正是政法系统“分家”后各自重建职能的起步阶段。

　　条件差、人员少、职责杂，就是当时的情况。

　　1987年年底，康春生跟随当时的民庭庭长到白朗县巴扎乡审理一起抚养案件。当事人住在巴扎乡的一个山沟里，出发时法院用仅有的一台吉普车把他们送到乡里，从乡到村还有十几公里的土路，康春生和庭长只得从乡里借了马往沟里赶。

　　到了沟里，见到了23岁的当事人——一名未婚妈妈。女孩到日喀则打工，与人同居后回家生下孩子，家里太穷，不得已把男方告到县人民法院要抚养费。白朗县人民法院判了男方每月15元的抚养费，同样穷困的男方无力支付，向日喀则中院提出上诉。

　　康春生他们去就是为了这个案子。

　　几经调解，最终判男方支付每月5元的抚养费。纠纷就此平息。

　　5元钱在上世纪80年代是什么概念呢？康春生说：“我的工资那年46元。”

　　在那个年代，法院审理的案子绝大多数是这种没有办理结婚证的“离婚案”、家庭矛盾纠纷案等。

　　“现在，随着普法宣传以及民政部门的努力，广大农牧民群众结婚需办理结婚证的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，这是对自身的保护，更是对家庭的保护。”康春生说。

　　变化：案件数量增多 案件类型丰富

　　在进入法院系统的头几年，康春生经手的多是这种芝麻大、绿豆小的案子，一年数量也不过十几起。

　　变化是在上世纪90年代。

　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，把发展和稳定作为西藏工作的两件大事来抓。会议精神得到了落实，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。

　　经济加快步伐发展，映射到法院，就是案件多了起来，案件类型丰富了起来。

　　“数量猛增。”康春生说，“光中院一年接收的案子就超过100件，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，翻了十倍。”

　　合同、名誉权、著作权等新型的案件类型开始出现。

　　最令康春生感到法治建设加快脚步的是行政案件的出现。

　　1991年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，也正式开通了一条“民告官”之路。

　　1995年，日喀则中院接到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。亚东县政府把当地一个林场承包给一名商人，由于承包商违法砍伐树木，县政府决定收回林场。康春生记得，当时亚东县人民法院判政府给承包商赔偿4.5万元，承包商不服、县里不愿赔，于是，双双上诉到日喀则中院。

　　康春生那时已是民庭庭长，案子就交到他手里。“林场的承包是给了承包费，县政府突然说收回，虽然是商人违法砍伐在先，但承包费该赔偿的还是得赔偿。”康春生说。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，最终判亚东县赔偿承包商6.7万元。

　　透过这些案件的审理，康春生明显地感受到了法治的进步，更明显地是群众法制意识的增强。

　　如今：群众法治意识增强 提出更高要求

　　“群众法律意识提高得太快了！”康春生感叹道。

　　有一次，康春生听到两个包工头的一段谈话。

　　“合同该怎么写呢？”

　　“从网上看，自己回去琢磨。”

　　“写合同，得注意哪些问题？”

　　“关键得把双方责任写清楚，还有违约后谁负多大责任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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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两个包工头对法律的“钻研”，令康春生啧啧称奇。

　　群众快速增长的法律意识对法院工作而言，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压力。

　　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法院的骨干基本上是像康春生这种“半路出家”的，法律理论知识的欠缺都靠从法律实践中弥补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、依法行政要求的提高，一些骨干处理案件时常常感到压力。

　　“大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开始陆续有正规法学院毕业的法官分配过来，与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法官恰好形成一种互补。”以理论促实践、以实践证理论是那个年代政法系统共有的特点和运行方式。

　　但是，不管是案件数量的增加、案件类型的丰富还是群众法治意识增强带来的压力，康春生从中看到的是历史车轮不断前进的有力脚步。

　　“案件增加速度，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、群众法治意识提高的速度恰好成正比。”康春生一言所概，正是他近20年法律工作所见之精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