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靠临时财政补贴根本不解决问题！”邓泽永代表快人快语，谈起他提出《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议》的初衷，他开门见山。

　　邓泽永说，刑事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往往很窘迫，无力偿还给被害人带来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院往往不得不拿出一部分钱来“安慰”被害人及其家属，问题是，法院自身经费就很紧张，而且法院拿这笔钱没有法律依据，“以儋州法院为例，每年都要拿出30万到50万元给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，这对于基层法院来说，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法院向财政申请这部分支出时，非常困难，经常请我们人大代表帮助呼吁。”

　　邓泽永认为，从全国角度来讲，随着刑事案件的增加，救助被害人的范围及数额越来越大，许多法院成为“债务人”——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于人民法院的形象，还是社会稳定，都非常不利。

　　邓泽永还说，他也注意到一些司法机关在侦查及起诉阶段就扣押、查封当事人的财产，虽然这对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很有效，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，对经济落后的地区而言，并不会有好效果，原因很简单：犯罪嫌疑人家中无财产可查封。“在我们儋州，许多农民家中最值钱的就是耕牛。你总不能把耕牛也扣押了吧？”

　　2009年3月，中央八部委联合出台了《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》。对此，邓泽永的意见是：此《意见》有一定效果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要治本，就要从立法上解决问题：明确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方式、流程、主体等，使此项工作走上规范、透明的轨道——无论是对于保护宪法规定的人权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，还是彰显社会文明，都有重大意义。